近日，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退休，并“将40亿资产分给全体员工”，引发各种关注和解读。于东来再次被推上神坛，成为无数打工人心中“别人家的老板”。
于东来之举，闪耀着极其难得的人性光辉，我毫不怀疑他的这份善意和胸怀。但若将视野拓展，从商业伦理与法治环境多重维度审视，这种极度依赖创始人个人道德自觉的善举，也恰恰映照出这片土地上某种根深蒂固的贫瘠。
我内心翻腾的，是难以言状的沉重和担忧。
01.
本应普遍遵循的商业底线，
为何成了稀缺的道德高标？
企业诚信经营，与员工分享成果，与社会和谐共进——这本是现代企业的基本共识。然而反观今天的商业生态，制售伪劣、财务造假、圈钱跑路、无视公德……乱象环生。对待员工更是花样百出：加班无度，规避社保，动辄降薪裁员，这些于法于理于情不合的行为，反倒成了许多企业心照不宣的“经营哲学”。
究其原因：
其一，“违法成本过低”与“守法成本过高”的倒挂。处罚力度远低于违法所得，守规矩的企业在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。
其二，“短期逐利”对“长期主义”的全面碾压。资本追求短期回报，谁还愿意为员工的长期成长买单？
其三，“评价体系”的扭曲与“社会共识”的缺失。衡量企业成功，往往只看规模和估值，是否善待员工，似乎只是“加分项”。
其四，“权力寻租”与“关系竞争”对公平秩序的侵蚀。当“关系”比“产品”更重要，企业自然会把资源投向“最有效率”的地方。
正是在如此土壤里，于东来成了一个孤例，一个近乎神话般的存在。他越显得卓尔不群，越折射出当下营商风气的不堪。将“常识”扭曲为“奇迹”，将“底线”抬高为“天花板”。当一个人做了本该做的事而被万众敬仰时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反讽。
02.
创始人的“散财退出”，
会不会反伤企业的持续经营？
卓越的企业，应当是超越个人英雄主义的生命共同体。它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光芒，而是建章立制、衣钵传承、代际接力。我们真正需要的，是一个能让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获得合理回报的制度平台。相比老板的“散财”，我更希望老板能通过机制建设，让企业持续存活，让员工稳定工作。
尽管依据现有公开资料，于东来做了长期考量与制度安排，但我还是为他捏一把冷汗。
当股权彻底分给员工，当精神领袖彻底退出，胖东来将驶向何方？没有了魅力型的“家长”，缺乏法治基因、靠情怀维系的团队，能否继续稳健前行？
这不是怀疑于东来的诚意，而是对“人治”向“法治”过渡的天然忧虑。
这不是空穴来风。
“领袖依赖症”是许多优秀企业的通病。胖东来的成功，与于东来的个人魅力深度绑定。那些靠个人威望维系的信任，能否被制度信任所替代？
“集体决策”未必优于“个人独断”，尤其是在缺乏制度训练的环境中。股权分给员工，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决策效率下降、利益诉求分化。
“价值观的传承”比“财产的传承”困难百倍。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，于东来可以分掉40亿资产，但他分不掉自己的处世哲学、商业直觉与使命追求。而胖东来的魅力，很大程度是于东来个人气质的外显。
在缺乏商业文明长期洗礼的环境中，“继任者困境”往往无解。看看那些曾经辉煌的企业：王石退休之后，曾以职业精神著称的万科团队，很快便集体堕落；海航的陈峰之后，帝国顷刻崩塌。
当企业根基建立在个人能力之上，而不是制度土壤之中，它的可持续能力比想象中脆弱得多。人亡政息的风险始终高悬。
我并非断言胖东来必然走向衰败或平庸，但我的担忧在于：即便胖东来能够平稳过渡，它又能为这个时代贡献什么？是一个可复制的制度样板，还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故事？若是后者，那么这份“散财”的意义，就大打折扣。
03.
于东来的“千金散尽”，
是否隐含着某种不得已的“自保”？
我不得不追问：于东来散财退出，究竟是纯粹的道德自觉，还是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的无奈之举？
当企业做得风生水起，经营理念被奉为圭臬，它往往也会成为各种力量眼中的“唐僧肉”。资本虎视眈眈，地方伸手索取，家族内部角力，甚至各路妖魔趁火打劫。在各方利益的围猎博弈中，创始人意志常常被撕扯得支离破碎。正所谓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。
这种“围猎”困境，胖东来身边比比皆是。
资本方面，名创优品创始人叶国富曾直言：“胖东来模式是中国超市的唯一出路。”随后名创优品收购永辉超市股权，意图引入“胖东来式”调改。这番表态，背后何尝不是资本的觊觎？
地方方面，当一家企业成为GDP和就业的支柱，各种“期望”便会纷至沓来。今天要你投资，明天要你贡献。当企业被赋予“标杆”意义时，“不扩张”本身就是一种原罪。
舆论方面，胖东来经常遭遇一些精心策划的舆论围攻，虽然大多胜诉，但一个残酷现实是：在流量时代，几句谣言便能摧毁一家企业几十年的商誉。
同行方面，当永辉超市股权变动，网上立即出现“董事长跑路”“背刺胖东来”等传闻。这种借势抹黑、落井下石的手法，是商战常态。
在步步惊心的博弈丛林中，与其被资本蚕食，与其被外力肢解，不如“主动散财”，将资产交予员工，换一个“问心无愧”和“善始善终”。这会不会是另一种“花钱买平安”？
我不愿将于东来的选择简单归结为“自保”，却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写道：“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不在民，则在官”。当下最稀缺的，是私有财产得以保护的制度，是企业家能够专注创业的环境。企业家不必时刻提防被围剿，不必以“散财”自保，不必担心政策朝令夕改。
当一个社会里，富人不敢光明正大地持有合法财富时，这不仅是富人的窘境，更是穷人的噩耗。
因为财富的恐惧，终将传导为就业的萎缩、机会的减少，最终将由每个人共同承担。
04.
社会文明的进步，
谁才是最大的责任人？
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，其良性运转应当依赖制度、法律与市场的共同塑造，而非个别企业家的一时善念。其中责任，需要细细拆解。
首先是制度责任。法律能否真正保护私有财产？政策能否保持稳定可期？监管能否做到公平公正？土壤贫瘠，再好的种子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。
其次是企业责任。我们固然需要于东来这样的企业家，以其个人魅力点燃人性的火炬。但若整个社会的主流，只能依靠少数“圣人”的温情，这份感动又是何其脆弱！若没有第二、第三个于东来，广大劳动者是否就只能退回被压榨的境地？
再次是公众责任。我们对“好企业”的期待，是否仅限于“分钱”的老板？我们对“坏企业”的谴责，是否止于网上的口诛笔伐？我们是否愿意付出切实的行动，还是仅仅做一个旁观者？
制度的缺位，公众的麻木，才使得个人的道德光芒显得如此耀眼，又如此孤独。这份孤独，不应该被喝彩声淹没，而应当被被正视，被反思。
于东来的“散财”，为胖东来画上了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惊叹号。但这个惊叹号之后，是开启新的篇章，还是就此成为商业史的绝唱？我不得而知。
这份未知，恰是这片热衷于造神、却疏于建构的土壤上，最深沉的隐忧。
于东来的选择，是他的光荣。但若只是他一个人的光荣，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和沮丧。
愿我们透过这份光荣，看见背后的悲凉，并致力于改变。
当有一天，善待员工不是新闻，假冒伪劣人人喊打，合法守德成为共识，正义不再迟到——那时，我们或许才能真正为于东来们喝彩。不是为了他们的“散财”，而是为了他们与我们一起，见证了一个成熟文明时代的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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